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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新消法”公益诉讼规范亟待细化--张秀全

创建日期 12/28/2014 显滨   浏览次数  914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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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确立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后,应避免由于资金不足所引起的缺陷,
应完善相应的诉讼资金机制,保证消费者协会的诉讼资金,使其敢于诉讼、善于诉讼。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的实质公平,从保护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角度,可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在相同事件中的受害者,无需另行提起诉讼,即可援引该集团诉讼的判决便可以实现其权利,我国的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借鉴此种诉讼模式。

  201283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新增了公益诉讼规定,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之门。20131025日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确立了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性职责。对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等诸多侵害众多且不特定消费者利益的情形,消费者势单力薄,诉讼过程曲折艰难,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结局让人望而却步。消费者协会基于其公益职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解决私人权益纠纷的局限,拓宽了消费者权益的救济路径,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进入司法救济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从理念成为立法,并即将付诸司法实践,成为行动中的法律,无疑将在制度层面推进消费维权公益诉讼难题的化解。
  但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要冷静地看到,新消法和民事诉讼法关于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规定是原则性和粗放式的,其实践操作还有诸多困难和障碍。例如,消协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应如何设计、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应如何扩张、消协的独立地位应如何保障等诸多具体问题尚无系统规定,亟待细化落实。
  因此,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实践中,亟需将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原则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则。唯有如此,公益诉讼方能真正成为消费维权的绿色通道。

  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案件中,由于其牵涉面广、涉及众多复杂专业知识与技能,面临较大的诉讼成本,消费者协会为消费者的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我们应当预见其诉讼所面临的困难,并思考如何在资金、法律政策方面予以帮助。
  我国香港特区设有消费者诉讼基金,基金目的是让消费者尤其是一群消费者,在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和不公正事件的情况下,在经济和法律方面能够得到协助。而德国的团体诉讼却因为资金缺乏,使得这一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确立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后,应避免由于资金不足所引起的缺陷,完善相应的诉讼资金机制,保证消费者协会的诉讼资金,使其敢于诉讼、善于诉讼。我国可以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适当减轻消协因提起公益诉讼而承担的费用。消费者组织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其诉讼费用可通过设立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基金会或者像国外的胜诉酬金等方式来筹集,从每件胜诉的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捐款作为基金来源,另外国家及地方财政也应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传统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否则就有承担不利后果的危险。然而,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中,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组织形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种类、结构和科技含量的急剧变化,使得消费者和经营者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方面都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原告举证比较困难。
  同时,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中,不同的中小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可能既存在违约责任关系又存在侵权责任关系,而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强弱地位也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的实质公平,从保护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角度,可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原告即消费者协会只需提出加害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公众利益行为和消费者遭受损害事实的初步证据,就可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至于侵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若被告否认其有该不法经营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新消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了相关的举证倒置规则,但这里的举证责任倒置有严格的适用情形,并非一般原则,无法普遍适用。

  公益诉讼判决的扩张效力

  判决效力的扩张是指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案外第三人有约束力,这是由于实体法上与第三人的关系,使得判决必须扩张到第三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针对发生侵害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且赔偿数额无法一次确定的情形。
  在国外,公益诉讼的结果往往是经营者设置一笔巨额赔偿基金,由消费者维权组织监督运作,定期将赔偿款交付受害消费者。1955年,生产婴幼儿奶粉的日本森永公司在德岛的加工厂在加工婴儿奶粉中混入了含砷的劣质稳定剂,导致国内爆发大规模婴儿奶粉中毒事件,致13426名婴幼儿中毒,其中130名死亡,中毒儿童大多在数年后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除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受害儿童家长组成了森永牛奶中毒儿童保护协会,提起了一系列索赔诉讼,并最终于1973年,在日本厚生省协调下,森永公司和受害者组织达成赔偿协议,森永公司出资设立财团法人光协会负责管理赔偿基金,用于对受害者终生照顾。为此,森永公司至今需每年支付赔偿基金10亿日元以上。
  因此,为了能够在所有相关者之间做出统一的处理,就要求将判决的既判力及于该相关的一般第三人,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中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美国的集团诉讼允许权利受损者以默示的方式进行登记,未登记者也可以受到判决的约束。在集团诉讼中,既定的判决会对没有明示退出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有约束力,除非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对该判决进行推翻。若该判决没有被推翻的话,既定判决对所有未明示排除在外的消费者都有约束力。因此,在相同事件中的受害者,无需另行提起诉讼,即可援引该集团诉讼的判决便可以实现其权利,我国的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借鉴此种诉讼模式。在有的情形下,如果个人或法人就同一事件提起了公益性诉讼请求时,前诉的公益诉讼判决会发生既判力扩张的效果,该请求将被驳回。但如果公益诉讼与其他同一事件的私益诉讼只是在侵权事实上有一致性,其相关的私益诉讼只需要利用公益诉讼的证明效力即可。
  随着新消法的实施,消费者协会将成为中国消费者利用公益诉讼维权的代言人,而作为半官方身份的消费者协会是否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此外,消费者协会虽有一定的财政拨款,代表着消费者,但其是否能够尽到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责的公信力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这需要在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中明确规范,否则,在缺失制度规范的情形下,具有官方背景的消协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行为很有可能变形,遭致类似于当前红会的信任危机。
  新消法第三十八条虽然已规定:消费者组织不得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不得以收取费用或者其他牟取利益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但这还远远不够。
  为预防消费者协会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应对各地消费者协会划好职能区域,如根据案件索赔金额、涉及地域和人数等影响因子,分为区级、地级、省级和全国性的消费者协会,确保每一起消费者公益案件能得到及时处理。此外还应制定奖惩机制,对积极提起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群体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协会给予奖励,而对怠于行使职权,对消费者群体性案件不闻不问的消费者协会,予以监督和谴责。
  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者的娘家,法律赋予了其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应与其他社会公益组织和广大消费者携起手来,共同拿起法律的武器,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我们无法奢求一个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原则性法条就能带来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美好未来,但我们相信,在具体规则和程序的不断构建中,星星之火,足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