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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问题探析--史长青

创建日期 12/29/2014 显滨   浏览次数  1689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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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在理论上存在众多争议, 主要表现为: 检察机关是否拥有诉权, 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是否会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 是否会造成诉讼结构失衡, 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如何界定, 其程序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相比呈现何种特色, 等等。其实,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理论上并无障碍。首先,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拥有诉权; 其次,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仅限于公益目的, 并不影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 再次,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 若能摆正自身在诉讼中的地位, 并不会影响诉讼结构的平衡。

[ 关键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 诉权; 处分权; 诉讼结构

检察机关可否提起民事诉讼, 在当前的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当属热点问题之一。自1997 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首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之后, 至今类似案例已有近百起。正当各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大讨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检察机关是否拥有诉权, 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是否会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 是否会造成诉讼结构失衡, 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如何界定,其程序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相比呈现何种特色,等等。本文试就上述几个颇有争议同时也是造成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制度障碍的关键性问题逐一进行探讨。

一、关于检察机关的诉权

       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公力救济方式, 不是由民事纠纷主体自己而是由国家设立的, 这就决定了纠纷主体不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一救济方式, 而必须获得国家的许可。国家许可的方式就在于赋予纠纷主体以民事诉权, 拥有民事诉权就可以使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所以, 民事诉权的功能就在于将民事纠纷/ 引渡0 到民事诉讼之中。所谓民事诉权, 是指民事纠纷主体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基本权利。[ 1] ( P120) 民事诉权有法规诉权与现实诉权之分, 前者是指在客观上为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公民均享有的请求诉讼救济的权利; 后者是指只有在具备法定的具体条件时, 特定的公民才能现实地拥有和行使的诉权。法规诉权只有转变为现实诉权, 对诉讼主体才真正具有价值。[ 1] ( P166) 就特定的民事纠纷而言, 冲突主体是否拥有现实诉权, 其衡量条件有两个: 一是当事人是否适格; 二是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就具体的民事纠纷而言, 没有民事诉权就没有资格启动和利用民事诉讼程序。因而检察机关有无资格启动和利用民事诉讼程序, 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民事诉权。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是从实体法角度去考虑当事人适格的基础, 把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完全归于原告和被告对诉讼标的的管理或处分权, 而且管理权和处分权均源自于实体法的规定。我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 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即强调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 实体) 主体的同一性。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角度来看, 我国传统诉讼的当事人理论与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亦基本上据此来规定诉讼当事人, 如第108 条中规定: /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0 。但是随着诉讼实践的不断发展, 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不仅难以成为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当事人适格的基础, 更不能解释诉讼担当、群体诉讼等情形中当事人适格的问题, 从而被以/ 诉的利益0 为基础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所取代。把/ 诉的利益0 作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 扩大了当事人适格的范围, : 作为诉讼标的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执, 只要是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相对立的双方之间发生, 当事人就对该诉讼有/ 诉的利益0 , 在本案中即是适格当事人。在新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指导下, 来分析一下公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公益诉讼多表现为受害一方为群体的诉讼, 如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环境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 已完全超越了某一个体的利害关系, 其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社会性, 故其间存在着公的因素与私的因素的紧张关系。在这些诉讼中, 受害一方往往处于弱势, 为有效保护弱势受害者, 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认为有必要承认/ 集团利益0 的概念。[ 2] ( P169) 还有学者以平等实现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为论据, 认为让某些社会团体作为群体诉讼的适格当事人, 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者的实体权益,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成本, 而有利于减少程序利益的耗费。[ 2] ( P157) 在法律特许某些团体为适格当事人的情况下, 国家作为公益诉讼中起诉的一方必不可少。国家以公权力适时介入公益诉讼, 以自身力量与优势来维护社会公益已成为现实需要。鉴于检察机关一向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 故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代表提起公益诉讼最为适宜。纵观世界各国,检察机关作为适格当事人, 享有诉权, 往往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属于对他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或财产不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法定诉讼担当人。如德、日、法、英、美等国的法律都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公益性诉讼。¹关于诉的利益的有无,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 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的民事诉讼是/ 规范出发型0 , 奉行/ 实定法上确定0 的原则,因此, 原则上系以制定法( 实定法) 为确定诉的利益的标准。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是/ 事实出发型0 , 自始至终贯彻着/ 自然正义0精神, 因此, 通常是以法官自由裁量决定诉的利益的有无。[ 1] ( P229) 笔者认为, 我国在/ 规范出发型0 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借鉴英美法的/ 事实出发型0 做法, 这无疑有利于使一些涉及公益的现代型纠纷更可能具备诉的利益而具有可诉性。因为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利益类型, 特别是一些新类型的诉讼, 其所涉及的利益常常找不到实定法上的直接依据, 但对这些利益不予救济显然是有违正义精神的, 因此, 许多国家采取了事实出发型的做法, 通过判例确立了诸如/ 环境权0 / 日照权0等新类型的权利。我国也应仿效。

二、关于当事人的处分权

       民事纠纷是关于私权的纠纷, 严格贯彻私权自治原则, 故当事人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而以民事纠纷作为处理对象的民事诉讼当然也必须贯彻私权自治, 坚持当事人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民事诉讼处分权, 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 并具有约束力的利益和自由。当事人处分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程序发动权, 即所谓/ 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0 ,/ 民不告, 官不究0 。为此, 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提起民事诉讼, 是否是对当事人启动程序的处分权的侵害?

任何权利都不是没有界限的, 处分权也不例外。处分权除了受既判力的制约、诚信原则的限制, 还须受社会公益目的的制约。我国宪法第51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0 根据这一宪法精神, 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社会公益为前提。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检察机关在当事人行使其处分权的界限之外可以行使诉权提起民事诉讼, 但其行使诉权的范围应仅限于公益目的, 而不得任意涉足私权领域。为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应限定于涉及国家利益、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也就是说,检察机关介入的民事诉讼以公益诉讼为主。所谓公益诉讼, 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公益诉讼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如人民检察院, 也包括任何个人或组织即/ 私人检察官0 。近年来, 我国司法实践中带有公益色彩的案件大量涌现,如河南农民葛锐与郑州铁路分局的如厕收费官司,福建省龙岩市游客丘建东诉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知悉真情权案, 王英因丈夫饮酒过量导致死亡而状告/ 富平春0 酒厂案, 等等。但是面对大量涌现的公益性诉讼, 人们发出的是/ 为公众打官司值不值0 的感叹和/ 公益诉讼且慢喝彩0 的警告。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当事人进行的公益性诉讼往往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也没有产生公众希望的法律效果。在这些诉讼中, 作为原告的普通百姓即使胜诉, 法院通常也不过判决对方返还不该收取的几毛、几块至多几十块钱和承担相应的案件受理费, 至于原告支付的大量其他诉讼费用以及精力和时间上的损耗,则只能由原告自己承受。赢了官司( 甚至未必能赢)而输了时间、精力、金钱, 这样的诉讼令人悲哀。为此,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现阶段更合适的提起公益诉讼之主体。有观点认为, 公益诉讼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 在我国就是检察院[ 3] ( P378- 380) 。虽然更多的学者主张公益诉讼不应只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 以避免出现/ 官不愿管, 而民不能管0 的局面, 但是检察机关应当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却并无争议。

另外, 是否凡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 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 一般认为, 当案件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且无人起诉时, 检察机关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已经有人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则不能再提起诉讼, 但可以视情况参加诉讼。另外, 如果案件只涉及私人利益, 而不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是否绝对无权介入呢? 一般情况下, 根据私权自治原则, 检察机关不得干涉当事人对私权的行使, 包括起诉权。但是, 如果案件中当事人因经济困难、生理限制等原因无力起诉或者受到胁迫而不敢起诉时,检察机关即应代表国家介入诉讼, 以体现对社会弱者的司法救助。在这类案件中,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对国家或社会公益的保护, 但帮助不能起诉的个体提起诉讼, 同样是出于公益目的,是针对全社会而实施的一种救助, 因为每个人都有面临此种困难的可能。这也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常规的民事起诉领域。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各国规定各有不同。在英国, 检察长对于涉及皇室权益的民事案件、告发诉讼的案件、确认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合法身份的案件、缠讼案件等, 有权参加诉讼; 在美国, 违反税法的案件, 违反托拉斯法的案, 涉及联邦利益或联邦官员的有关国民银行的纠纷, 涉及联邦利益的民事案件, 检察官可以代表联邦或政府提起诉讼。[ 5] ( P367) 总之,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是各国立法上的一致做法。笔者认为, 我国检察机关现阶段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类: ( 1)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 2) 环境污染、破坏自然资源等公害案件; ( 3) 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经济秩序案件; ( 4)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无人起诉的案件; ( 5) 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到重大损害而不能起诉的案件, 所谓不能起诉, 包括无力起诉、不敢起诉等非自愿不起诉的情况; ( 6) 婚姻无效案件; ( 7) 其他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三、关于诉讼结构的平衡

民事诉讼结构是指诉讼主体之间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民事诉讼结构涉及两类不同的关系结构:一类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结构, 另一类是诉权之间的关系结构。[ 6] ( P4- 6) 民事诉讼结构理论要求民事诉讼的参与者在民事诉讼规范的指引下, 进行角色分配和自我定位。法官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等腰三角形的结构, 法官置于与原、被告等距离的三角形顶端, 扮演的是中立者的角色。原、被告则处于三角形的底部两角, 具有完全平等的诉讼地位。这种诉讼结构被认为是保障/ 自然公正0 最基本的要素。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很可能要在原先的诉讼结构框架中增加一个新的角色, 故而对原来的诉讼结构带来一定的冲击。有学者认为,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既影响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又破坏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格局, / 法院与原、被告之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模式, 检察院参与诉讼, 不管是支持原告一方, 还是被告一方, 都将打破原被告之间完全平等的格局, 破坏民事诉讼的公正性。0 [ 7] 还有学者指出,/ 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 由于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介入到民事诉讼中, 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必然导致法院中立地位难保; 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权利( 权力) 也会使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困难。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诉讼, 非但不能当然地带来权力扩张的结果, 反而可能引发检察机关角色的混乱和冲突0 [ 4] 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是将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简单相加之后得出的结论,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是否影响诉讼结构的平衡,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和其所拥有的权利。关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身份、地位的学说很多, 大致有以下几种: ( 1) 当事人说; ( 2) 监诉人说; ( 3) 原告诉讼代理人说; ( 4) 公诉人说, 等等。/ 当事人说0 认为, 检察机关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具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笔者认为, 由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 拥有一般当事人所没有的权力和地位优势, 普通当事人难以与之抗衡。另外对方当事人不能对检察机关提出反诉和上诉,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严重受限, 导致诉讼权利上的不平等。因此, 采用当事人说很可能影响诉讼结构的平衡。/ 监诉人说0 认为,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既为原告, 又为法律监督者。笔者认为, 这种既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又享有法律监督权的角色定位, 使检察机关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稳定状态, 因为原告与法律监督者本身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 相当于既是运动员, 又是监督员。若检察机关作为当事人, 必抱有胜诉之目的, 其又难以超然行使法律监督的权力, 而且也造成其与对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失衡。/ 原告诉讼代理人说0 认为, 检察机关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显然, 这一学说能够避免上述两种学说对诉讼结构平衡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该学说却违背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初衷。如前所述,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是以案件涉及公益但无人起诉或者虽不涉及公益但当事人不能起诉为前提的,如果检察机关仅为诉讼代理人, 则无权提起诉讼, 何以还能够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 公诉人说. 显然是借用了刑事诉讼中对于检察机关的称谓, 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其地位即如同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 是以国家名义,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而提起民事诉讼。作为民事公诉人,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仅享有一项诉讼权利即起诉权, 而不享有其他诉讼权利。由此而形成的诉讼结构为/ 公诉人) ) )实体权利人) ) ) 被告0 , 公诉人提起诉讼后就不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的行使者只能是实体权利人。公诉人与监督者完全分离, 由不同的检察官分别担任, 并且二者互不隶属, 独立行使职权, 以防止对私权的不当侵害。[ 5] ( P369- 373) 这一诉讼结构基本保证了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法官审判权的独立, 对诉讼结构的平衡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是,/ 公诉人说0 认为检察机关在启动诉讼程序后不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 原告的诉讼权利完全由实体权利人享有和行使,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在一些侵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 大部分会有具体受害人即实体权利人, 但也会存在没有具体受害人的情况,例如损毁、破坏文物事件, 以及砍伐原始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的事件, 都不存在具体的受害人。这种情况下, 如果检察机关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则对于一个两造对立的诉讼结构来说, 就产生了当事人缺位的问题。可能有人会提出, 没有实体权利人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笔者认为, 这并不符合缺席判决的法定条件, 缺席判决是有当事人而当事人不出庭的情况下适用的诉讼制度, 而上述情况下, 根本没有具体的实体权利人, 何谈缺席问题? 因此, / 公诉人说0虽然能够解决诉讼结构平衡的问题, 但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公益诉讼案件。综上, 虽然至今没有一个学说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给民事诉讼结构平衡带来的冲击, 但是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 即在我国检察机关被定性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起诉权不可以与检察监督权捆绑起来同时行使, 二者只有分开行使, 才不会影响民事诉讼固有诉讼结构的平衡。

根据上述思路,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应当分别情况加以设计。第一, 如果案件有实体权利人, 则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后即不再享有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完全由实体权利人享有和行使, 实体权利人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 享有原告所有的诉讼权利。但这种情况要求实体权利人必须参加诉讼, 如果其拒绝参加诉讼,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实体权利人不出庭时, 之所以不按撤诉处理而是缺席判决, 其原因在于此类案件不仅涉及当事人的私权利, 而且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在受害人明确放弃实体权利时, 法院不应再就其个人私权利问题进行审判, 而仅应就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如果受害人并不放弃实体权利, 而只是不愿出庭, 则可以缺席对其私权利和社会公益问题一并审理并作出裁判。第二, 如果案件根本没有实体权利人, 即对私权利的侵害无法具体界定时, 若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或公益而提起诉讼, 则应当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以保全两造对立的诉讼结构, 同时也可以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上述两种情况下, 不论检察机关是否完全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其在行使诉讼权利时均不应同时行使检察监督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双重身份, 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设计: 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 可以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后的检察监督设定为事后监督, 这样既可以避免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随时监督, 而影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又可以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在暂不考虑民诉法现行规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设想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分别主管民事公诉和民事审判监督, 主管民事公诉的检察官负责提起民事诉讼, 并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 主管民事审判监督的检察官则负责对整个诉讼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这一监督不仅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 也包括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以及提起民事公诉的检察官的诉讼活动。再进一步, 为使检察机关行使其法律监督权更为独立、更为超然, 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分工, 分别设立不同职能的检察院, 由他们各自行使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

四、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特点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应尽力维护现有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 保持法官独立和当事人地位平等。但是, 这并不等于检察机关所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完全等同于普通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毕竟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所处的优越地位是现实的, 不可避免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 是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 而国家权力具有至高性, 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具有不可侵犯性, 这使得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必然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程序特点。

第一, 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 同级法院必须依法受理, 不得驳回起诉。由同级法院受理是与我国检法两院的设计相适应的, 同级检察院和法院的职权是对应的。因此, 由同级法院受理案件并予以审判, 符合同级对应的原则。人民法院必须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 因为检察机关是以国家公诉人身份提起诉讼, 并且所涉权益为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 起诉的主体和诉讼标的均具有特殊性, 民诉法第108 条的起诉条件对其不具有约束力。

第二, 法院因实体权利人撤诉或诉讼外和解而欲结案时, 必须征得检察机关同意。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 往往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 当事人基于对其私权利的处分有权申请法院撤诉, 但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部分则无权决定撤诉或和解,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益的代表有权限制或不准实体权利人撤诉。当然, 如果案件根本不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虽可以提起民事公诉,但无权干涉实体权利人撤诉或和解。

第三, 参加诉讼的实体权利人不得提出管辖权异议。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 起诉权由检察机关行使, 实体权利人只有参加诉讼的权利, 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那么对方当事人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民事案件的管辖,而且涉及检、法两家对应设置的问题, 如果对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提出管辖权之异议成立, 则案件应当由其他法院管辖, 此时起诉的检察院相应地也要予以变更。因此, 对方当事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还需立法者从上述两个方面予以权衡。

第四,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剥夺被告的反诉权和上诉权, 但反诉和上诉的对象不应是检察机关, 而应当是实体权利人。对于没有实体权利人的民事诉讼, 被告则不能提出反诉,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既没有可以反诉的对象, 也不存在反诉的可能性。反诉以抵销、吞并、排斥本诉诉讼请求为目的, 并以与本诉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为前提,而检察机关根本不是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 也就不可能与被告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 因此反诉无从提起。但这种情况下, 被告仍可以提出上诉, 只是检察机关不能列为被上诉人, 而可以按原审地位列明。

第五, 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因为此类案件多是重大复杂且涉及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案件, 不属于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 也不应当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可否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则要视情况而定。检察机关提起的涉及自然人身份关系的案件, 宣告某些行为无效的案件( 如将无主财产收归国有的案件) ,国外一般规定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只有四类, 如果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属于此四类案件范围, 则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理, 除此之外, 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六,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不享有实体处分权, 不得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 不得声明放弃权利或确认权利。不过, 实体权利人与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不影响公益的范围内对他们之间的私权争议进行和解。例如在环境污染案件中, 当事人可以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 但对于是否停止侵害的问题则无权和解, 因为这已经涉及了公益。

第七, 检察机关不受法院裁判的实体约束, 即法院的判决只能针对实体权利人和对方当事人, 不能针对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既不享有胜诉的结果, 也不承担败诉的责任。这种程序设计与诉讼担当理论相契合。如上所述, 检察机关的诉权一般来自于法律授权, 属于法定诉讼担当, 而根据诉讼担当理论,诉讼的后果由被担当的实体权利人享有或承担, 诉讼担当人只是承担诉讼而并不承受诉讼的后果。

第八, 检察机关不承担任何诉讼费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该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如果本案不涉及国家和社会公益, 则应当由实体权利人承担。应当注意的是, 检察机关只是不承担诉讼费用, 因起诉错误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仍然要承担赔偿责任, 只是这一赔偿属国家赔偿, 不应由法院在本案判决中作出。

第九,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原则上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实体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 其产生的失权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怠于行使权利的实体权利人的惩罚。诉讼时效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之时起算。而检察机关并不是实体权利人, 不仅与诉讼时效的目的与作用无涉, 而且无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但是, 如果案件并不涉及国家或社会公益,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因为当事人非为自愿而不能提起诉讼, 此种情况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